中国近代一些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由于乡建派多为知识分子，没有强大的经济资源，乡建运动往往流于形式，显得有名无实。另一方面，中国有些知识分子早已在实践中完成了后来乡建派所追求的全部目标。由于他们没有标榜自己为乡村建设运动，这些工作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如张春，以区区个人之力，把南通建设为模范县，更把整个通海地区带入到以纺织为龙头的商品经济社会，尤为可贵的是，他参与创办的数十家苏北盐垦公司，改变了整个苏北地区的农业环境、经济面貌，乃至教育水平。他仅在通海地区创立的各类学校即达数十所之多，另外，还参与了三江师范学堂、南洋公学、河海工程学校等的筹办。至于订立新乡约、建立自卫组织、举办各类合作事业、推广农业技术改良等，相比张謇的其他成就，几不足道。

当然，仅就江苏而言，通海与苏北的乡村建设，并非独领风骚。与之相比，江南的成就更为突出。晚清及民国时代，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在多方面对江南进行了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的实质性内容之一是改良农业技术。直到20世纪初，由于长期缺乏科学育种工作，中国的棉花、蚕茧、小麦、烟草等，均无法满足工业的需要。

除张謇外，对棉花品种改良着手较早、致力较多的有聂云台、穆藕初、荣宗敬、荣德生等棉纺业巨擘，江南地区所有较大的纱厂都参与其事。早在清末，张謇大量引进美国棉种，分给棉农种植。1914年，穆藕初创办植棉试验场于上海；1917年，聂云台、穆藕初等组织中华植棉改良社，进行棉种改良试验。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后，在聂云台等人主持下，“年拨巨资，分向直、鲁、鄂等省设立植棉试验场”。[1]20世纪20年代，该会日常事务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向各纱厂分发美国棉种，散给乡民种植。

缫丝业厂商对蚕茧的改良不遗余力。20世纪30年代初，“丝业大王”薛寿萱在无锡组织蚕桑模范区、合作社、蚕种场；在各乡镇广设指导所，仅无锡一县即设立指导员100多名。薛家所属的永泰、华新等丝厂，以低于市价向农民发放改良茧种，农民可以在茧子出卖以后偿还茧种款。每村均有指导员负责指导，蚕户养得好蚕会有额外的奖赏。经过工商业者的改良，江南的茧质大为提高，使蚕茧的商品生产更加巩固。据统计，一般土种，需300斤鲜茧烘成100斤干茧，500斤干茧制成1担丝。改良种只需250斤鲜茧烘成100斤干茧，380斤干茧制成1担丝，且丝质好，售价高。[2]

对烟草品种的改良，外国工业家着手较早。至1913年，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烟草生产区，引进美国烟种，指导农民种植。江南华商烟草企业纷纷仿效英美烟公司的做法，“例如发放种子，贷借肥料、预约买收以及其他种种，无不效而行之”。[3]

对农村原料作物的改良，推动了农业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农作物品质，为机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原料，更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

在经营方式上，工商业者促动传统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化。

他们在江南地区创办了许多农场。穆藕初于上海郊区创办穆氏棉种场，杭州鼎新纱厂经理高丞懿在浙江创办善源公司植棉场，等等。1924年，华商纱厂联合会资助东南大学设立杨思乡棉作试验场，专事改良美棉。杨思乡的蔬菜种植场，由穆湘瑶、葛敬中创办，租地180余亩，并准备扩充至余亩。“合西人改良之法，将来产品当可全售沪上。”[4]1930年前，无锡杨翰西、荣氏兄弟、薛寿萱、程炳若、华绎之等十来名工商业者创立的新式农场约30家。其他各地均有类似农场。

许多工厂的职员利用工业资本家的支持，创办新式农场。1926年，永泰丝厂技术员陆子容，利用薛寿萱资助的3000元，创立三五馆蚕种场，并约定在3年内由永泰丝厂每年包销蚕种3000张。到1930年，年产蚕种10万张。在杭州建有300余亩的蚕种分场，在无锡旺庄设有养鸡分场，在南京建立了100余亩的农业分场。[5]

至1950年，苏南尚有制种场家，其中82家为私营（连同分场共101家），计无锡27家、吴县20家、吴江4家、镇江8家、宜兴9家、武进8家、江阴4家、昆山1家、常熟1家。[6]—般蚕种场都有显微镜、解剖器、乳钵、喷雾器、消毒器、温湿计、接物镜、接目镜、冷镜、冷库、低温室等，另有蚕室、贮桑室等新式设备。场中工作人员的素质也相对较高，大部分为蚕桑专科职业学校毕业生或蚕种业专修班的学生。

上述以经营工业原料及生活消费品为主的新式农场，绝大部分使用雇佣劳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十分明显，已有别于传统的地主制经营和小农作业。农场多设立学校（如吴江庞山湖农场、崇明县立地方农事试验场）、医院（如句容中华三育研究社农场的医院，内有医护人员5人，“医药及设备较全，有X光、电疗及太阳灯等”）等，从而把生活在农村土地上的农民群体部分地纳入现代文明的门槛，使再生产及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多样化与发展成为可能。

工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村的商品化程度，远较合作社的作用为大。

农民通过农作物生产专业化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把生产粮食改为种植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刺激了丝、棉等农村手工业的发展。

江南主要产棉县，在县外销售的棉花已占大部分比重，如松江、青浦、昆山、嘉定、川沙县运销县外棉花分别占总产量的86%、90%、85%、85%、80%。

烟草原料方面，烟草公司收购烟叶时大多付给现金，对于农民是巨大的刺激，烟草种植面积逐步扩大。

在工商业的促动下，整个江南农业生产力的水平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商业为基础的火油引擎水泵却被成功地引进。”[7]20世纪30年代，江苏拥有新式抽水机具的县达15个。1933年，无锡76%的农田灌溉由新式机器完成。[8]据1956年的调查，苏南农村有3308台戽水机，而无锡、武进、江阴、常熟和吴县等县最多，占全区戽水机的82%。电力灌溉主要分布在无锡、武进、吴江、丹阳等县，灌慨面积已达226260亩。[9]使用电力灌慨等技术，提高了农业产量，节约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工商业中，又反过来促进了江南工商业的发展。

在农村中使用戽水机，也可以消除农村许多迷信习俗。据1926年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调查，“近年江南方面，因为戽水机器之盛行，（农民）觉得天不下雨，人可想法的，于是对于天命之错误观念，渐渐地可以打破”。[10]

企业中的工人，多是农村招来，对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工业化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有些企业还特意设在农村，以推动农村的发展。如无锡玉祁制丝所，“实施救济农村，竭力设法减低成本，使工业成为农业之副业，所址设立于农村，即雇佣该地附近农民作为女工，借使农民经济宽裕，生活安定”。一些研究显示，离开家庭到外面工作的新机遇，使年轻妇女可以挣钱来置办嫁妆，增加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甚至使她们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家庭权威。[11]这些经过工业文明熏陶的农村妇女，再也不是过去那种不出三门四户、在夫权下苟活的旧式女性了。据费孝通的调查，20世纪30年代在吴江县开弦弓村，进工厂工作的妇女，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个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因为下雨时丈夫忘记给她送伞，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责骂其夫。甚至令那些没有成年妇女的人家开始后悔。该村有位已婚的妇女到无锡工厂工作，与同厂的一位男工有了婚外恋，后被工厂开除回家，其公婆原准备让其改嫁，以获得一笔补偿，但因该女可以在该村的丝厂赚钱，她的公婆便改变了主意，待她与从前一样。20世纪30年代，妇女在家中掌握经济权力的现象非常普遍，并且“中国妇女不再被限制在家庭范围中。她们以引人注目的形式出现在公共生活中。在教育、商务、政府、医药等部门，中国妇女很快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12]

乡建派在从事农村工作时，由于没有较好的约束手段，许多措施很难被落实。在江南，由于工商业者拥有经济资源，他们通常运用经济手段来促使农民养成良好习惯。武进县长沟村，由农村改良会创办的织布厂中，只有该会会员的家属方可进厂做工。“该村人某甲有鸦片癖，照章不得入会。其女见村人之为会员者，其妇女均得入厂工作，每人每月得七八元之工资，大为欣羡不已，则以父染烟癖，不得人会……故辄埋怨其父。某甲受其女之刺激，矢志戒烟入会，而其女竟遂入厂工作之志。”[13]

工商业者建设农村的初衷是非常明确的。钱穆曾谈荣德生投资工业的动机：“某一年，德生与其兄宗敬及同乡数友游杭州西湖，在楼外楼晚餐，席散下楼，群丐环侍争赏，一时不胜感喟。谓群丐皆壮年失业，即无锡城外诸酒家亦有此现象，遂群议回沪设厂，广招劳工，庶于消弭失业有补。无锡乡人之在沪设厂，其动机始于此。”[14]设厂济贫的思维实际上是对江南地区社会精英传统作为的继承。

如果不考虑其救助范围，江南地区广泛建立的义庄（包括义学、义塾等），其功能人部分与乡建派的奋斗标重叠。

清末以后，江南义庄的创办人已不尽是官僚，一些地主转向工商业后，将土地献出，单独或联合成立义庄（如太湖东山区的周、金、叶、翁等义庄）；有的工商业者获利后买田成立义庄（如无锡县刘仓乡卫姓义庄，由卫姓三弟兄合股经商获利买田成立）。义庄土地的增加，一种是靠族内捐赠，一种是靠经营工商业赚利添购（如无锡荡口区的华襄义庄）。在无锡创办第一家丝厂的周舜卿、庆丰纱厂唐保谦家族、业勤纱厂杨宗濂家族，均建立较大规模的义庄。20世纪20年代，义庄土地约占无锡土地面积的10%。

按惯例，义庄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用于救济族内贫苦、鳏、寡、孤、独等类家庭，举办义学及补助本族贫苦子弟的学费，修理庙宇祠堂、祭祀祖宗等。实际上，义庄的救济范围多巳扩展到非本族人口，荡口华襄义庄建立后，其救济功能很快就延伸到远支亲属，并最终推广到非华姓人口。无疑，义庄对于消除农村贫困现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江南工业资本家也着手对农村进行城镇化建设。在无锡最早创办机器缫丝厂的周舜卿，“虽身居沪渎繁华之地，而寸衷拳拳不忘故乡农桑之业，所居东浲一小村落，距镇三数里，居民咸苦不便，府君（指周舜卿，引者注）拓地百亩为之辟街衢、立警察、建桥梁、筑廛舍，而又汲汲于地方教养。开学校、建工厂、设质肆、编乡团，崇墉栉比蔚为市场。[15]

1906年，朱日宣在上海浦东开办塘工局，“筑塘辟路，渐臻繁盛……今日浦东能为工商发达地者，当日塘工局与有力焉”[16]

在武进长沟村，“今有一人焉，于五十家之小小穷乡耗其私财，尽其心力，孳孳于教育之普及，公园之建设，水利之改良，副业之提倡，农村经济之发展，农民道德之改进，孜孜矻矻六年于兹。人其乡，有学校、有公园、有布厂，无盗贼、无游民，无嗜烟赌博之人。男耕女织，各尽其能，各乐其业。莅斯乡也，几疑为人间乐土，世外之桃源”。[17]

20世纪20年代被誉为“最有希望的农村”的上海杨思乡的发展，是工业资本家建设农村的典范。“考杨思乡之所以有今日之状况者，固因地理优胜，亦人事有以致之。该乡乡董穆抒斋氏，为实业界巨擘，对于桑梓颇思尽力。陈子馨氏之协助，当仁不让，而杨思乡之进步，大有一日千里之慨矣。”穆抒斋、穆藕初等人在杨思乡设立恒大纱厂、恒源轧花厂、农事试验场、农工银行等各类企业，还修筑一条70公里的汽车路，横亘杨思乡而达南汇县。[18]

市镇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乡村民众的生活品质，使其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工商业，并接触现代文化。江南工业资本家非常注重兴办农村教育。据钱穆所述：“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仅1937—1949年，工业资本家在无锡县乡镇以下地区设立的中学或中等技术学校就达10余家。若加上小学，数量显然更大。还有的学校是由当时的社会名流（多为工商业者）“你捐10担米，我捐10包花”创办起来的，捐赠者“越有名望，捐的越多”。[19]据年统计，苏南发达地区“差不多每个行政村都有1所小学”。[20]

这些创办在农村的学校，以传播文化知识和先进科学技术为己任。正如费孝通所说，在中国，一所技术学校就是一个传播现代工业技术的中心。据在南汇县农村创办过中学和小学的盛幼萱的后人叙述，盛办学不是为了营利，“因为办学堂不赚钞票，只有自己贴钞票……通过他们出钞票办学，来启蒙当地的老百姓”。[21]像创办于苏州浒墅关的蚕桑学校，同样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其负责人认为：“机器应该被用于增加人们的幸福。不幸的是，它们被用着了相反的目的。但我仍然相信，去寻找一条正确使用机器的途径，是这些把它们引进到中国的改革家的职责。就我个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人不应成为机器的奴隶……我的目的是本着合作的原则，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方法和新的工业组织来复兴农村经济。”[22]据民国初年对宝山县的调查，“近来学校林立，人民均以向学为重，妇女习尚天足，此皆灌输之效力也”。[23]

江南工业资本家还热心其他文化教育事业，如1916年荣德生在无锡开原乡荣巷创办了大公图书馆，藏书56613册；1922年薛明剑在无锡惠山创办了蚕业图书馆，藏书5400册。江南工业资本家在农村创办学校等文化教育设施，推动了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

综上所述，江南工商业者从事的是有实无名的乡建运动。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以乡建相号召的知识分子，工商业家乡建者拥有更强大的经济资源，往往秉承中国传统的修齐治平伦理，集其资财，造福一方。他们注重改良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教育，并运用经济手段保证各项措施的落实。他们从事乡建活动的广度，甚至远远超过知识分子乡建派的设想。应该说，他们是中国近代乡建活动的另一支主力军。